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办、上海中医药大学承办的《中国中医药年鉴》(以下简称《年鉴》),自1984年出版首卷(1983卷)以来,已走过了40年的历程。我自1994年参与《年鉴》撰稿,在近30年的过程中历经了作者、编辑、编委三重不同的身份,并与该书结下了难以舍弃的不了之“缘”。
诚惶诚恐当作者
1993年年底,《年鉴》编辑部被大家习称为“大方”的方东行老师找到我,要我撰写1993卷《年鉴》中“气功”的概述。当时,我的心情是比较复杂的。一方面,作为一名兼任一定管理责任的专职气功科研人员,我没有理由拒绝他的邀请。另一方面,对照之前“气功”概述的主笔林雅谷先生,以及当时气功界的混乱局面我没有勇气接受这一工作。
我自1982年从上海中医学院中医系毕业以后,一直在上海市气功研究所就职,1993年时还担任着研究所业务科长一职。因此,为气功“摇旗呐喊”是我的本分工作。但一对照林雅谷先生我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。林先生是上海市气功研究所的学术带头人、研究员,是实验气功学和气功原理学的主要奠基者和领军者之一,他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便在著名生理学家徐丰彦教授的指导下涉足气功研究。70年代末,林先生以生理学专家的身份,开始招收气功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,开气功研究生教育之先河;80年代初,他领衔主编《中国医学百科全书·气功学》卷;1985年上海中医学院(上海市气功研究所)、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,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次学科专业审批会议批准,获得中医气功硕士授予权,从此,他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两位气功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之一(另一位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的焦国瑞教授)。与林先生相比,当时还只是助理研究员的我,底“气”不足、“功”力不够的弱点真是一目了然,要接过林先生的笔是非常困难的。至于当时气功界的混乱局面,则就不用我多说了。气功“大师”到处都是、气功团体不断增多、气功“奇迹”不断涌现、气功书刊层出不穷……面对如此情形,我知难而退,没有马上答应大方的邀请。但毕竟我俩都是经历过“高考一九七七”的同龄人,在他的一再“鼓动”下,我还是诚惶诚恐地勉强答应试写一稿。
由于缺乏基本的写作经验,第一稿概述写得很慢。好在当时气功研究所文献情报研究室每年编印《气功研究目录》,收集散在各类报刊上的气功相关研究文章(包括新闻报道)。根据尚未印刷的“目录”草稿,在大致了解上一年度概况的基础上,我将整个气功学科分为基础、功法、应用三个方面后,分门别类浏览文章、做好摘要,并自拟了正确界定学科的内涵与外延、客观反映学科发展现状的基本思路,写作时以“述”为主,稍加评论。这里想提一下的是,在评论时我用了一般作者少用的“总体水平无多大提高”,存在“明显的不足之处”类词语。想不到我的这一稿竟然得到了审稿编委陈汉平教授的充分肯定。当大方老师转达陈教授审稿意见时,我简直有点“得意忘形”了,于是就正式成为《年鉴》的作者,连续几年撰写“气功”概述。其间,陈汉平教授等编委专家给了我很多帮助,使我不但学到了不少写作技巧,也逐步学会了怎样在众多的文献中理出头绪。这大概就是深圳市儿童医院朱锦善教授说的“《年鉴》是个大学校”。
小心谨慎当编辑
2004年开始,《年鉴》分为“行政卷”和“学术卷”后,“学术卷”在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(转企改制后为上海浦江教育出版社)出版,于是正在该社就职的我也就有了第二个身份——《年鉴》编辑。在这九年中,我以责任编辑,或复审、终审,或校对等多种角色参与《年鉴》的编辑出版工作。因为之前没有参与过此类图书的编辑,因此,我和同事们都小心谨慎地对待其中的每一项具体工作,如内容质量和编校质量的把控等,以确保该书的出版质量。因为有了《年鉴》编委会和编辑部老师们的把关,内容质量基本上没有大的问题,但也曾碰到了一则今天回想起来仍会让人后怕的差错。记得某卷的“校院长论坛”栏收到了一篇署名为某校一位主要领导的文章,介绍该校开展中医药国际教育的做法和经验。该文论点鲜明、论证过程严密,但所列举的论据却全部都是境外教育的成功案例,显然作者忽视了国(海)外与境外的根本区别。也许是因为写作时间紧张,该文没有赶上当年的编委会会议,而是在会后由编辑部补交到了出版社,因此文中的这一明显差错,没能在第一时间被编委和编辑部发现。这样,我这个责任编辑成了该文的第一审阅者。当我看完全文后,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,随即和《年鉴》编辑部负责人商量后,让作者更换文章,将一个即将发生的重大政治性差错消除在萌芽状态。这一事例促使我在之后的编辑出版工作中,更加认真地学习、贯彻执行党和政府关于出版工作的方针政策,严防出版过程中重大差错的发生。对于《年鉴》的编校质量,我们也从未放松过。在这九年中出版社主要领导先后换了四任,但每一任社长都把《年鉴》作为重点图书对待,使该书始终保持着较高的编校质量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经我们这个小社之手出版的2003—2011卷《年鉴》的编校质量,绝对不亚于其他大出版社。
以勤补拙当编委
2005年,我有了《年鉴》的第三个身份——编委。此后,我便开始正式参加每年一次的编委会会议,和中医药界的许多“大腕”一起审稿、讨论。其间,不但有机会近距离领略大家们深厚的学术底蕴,而且也看到了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。由于自知与专家的差距,我不时地提醒自己要以勤补拙。一方面,认真仔细地审阅我所熟悉学科的稿件,不放过所发现的任何瑕疵,而且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。如对“气功”的一些条目,不止一次地提出过“改后再审”的要求,甚至还直接联系作者,讨论稿件的修改。另一方面,还协助《年鉴》编辑部处理一些具体事务。如:拿到新一卷《年鉴》后,我会快速翻阅一遍,并不时地在“鸡蛋里面挑骨头”,还把这些“骨头”反馈给《年鉴》编辑部。好在无论是以前的黄燕主任,还是现在的徐丽莉主任,直至当年的张如青所长、王兴伊书记等所领导,都非常宽容我这种倚老卖老、自以为是的做法。年轻的徐主任还送给我一个雅号——《年鉴》啄木鸟。
当了《年鉴》编委后还有一些趣事,至今仍使我记忆犹新。如与黑龙江王克勤教授、北京孟庆云教授的见面和交往。由于王老对中医气功学的研究很有建树,故我在气功研究所工作时就早已知道了他的大名,但一直没有机会见面。直到当了编委后我才见到了他,而且还颇有几分戏剧性。在一次编委会会议前一天的餐桌上,当我和陈秋生社长走进餐厅时,餐桌上只留下两个空位,按照当年的惯例我们入座后很自然地和大家交换名片。拿到对方名片后,我俩几乎同时说,“喔,您就是王(黄)老师”!之后,我和王老成了忘年交,每次编委会会议我们都会很自然地聊起气功学科及其发展。和孟老的首次见面也很有趣,由于我和国家田径队曾经的总教练同名同姓,故当孟老看了我的名片后便对周围人说,“总教练来了”,随即引来一阵善意的笑声。从此,我也很自然地和他熟了起来。正是在孟老的指导下,我完成了习作《略论气功学中的“和”》,并发表在他主编的《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》上。这些碎片记忆也印证了成都中医药大学熊大经教授的一段话:“《年鉴》是温暖的大家庭……大家不问职位、不问职称,只讲工作。”
三十年,弹指一挥间。但其间在《年鉴》的三个身份,却使我难以忘怀。随着编委的换届将至,我预计将迎来第四个身份——编外“专家”。如果可能的话,我仍将继续为《年鉴》略尽绵薄之力。(黄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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